理大事件營救紀實系列: 理大人救理大 專訪理大助理教授朱偉志

封面故事本報記者

「我都不知自己為何有膽留守多日,試過有兩日由九點半至凌晨一點,只吃了兩個麵包,隨手在飯堂拿到的一些乾糧;每日做聯繫、與社工舊生洗樓找尋留守者,或與神父牧師在飯堂與留守者交談,有時跟義務大律師討論不同個案……」莫名其妙的衝動,也許就是愛。愛理大,愛學生,而不是冷冰冰的建築,理大教職員協會副會長、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朱偉志博士,他是理大包圍事件中,可能是由19日至26日,唯一每天都到校內接觸留守者的教職員,而他與義務的專業團隊幫助超過三百多位留守者。

連續三天每日行上三萬步, 一對蠻新的波鞋被化學品污染,最後那天也丟掉了。但和其他的團隊義工一樣,他在理大的八天從不戴口罩,「怕就不要進入校園,我不怕催淚煙,由19日起沒有戴口罩,其他義工都已經沒有理會催淚煙的問題。 」

六個月的運動濃縮在兩星期的理大,抗爭、衝突、受傷、拯救、被捕、逃走。

重回緊張的校園

打從11月11日 開始,他每天都回到校園。首兩三天氣氛仍未太緊張,但事情發展太快,16日下午他因事離開校園,想不到回來已是另一個世界。

18日晚上至19日凌晨,葉建源議員和一眾校長回到理大接中學生,理大校方也接了49人出來,但他發現這群人士有超過一半是年紀較大(後來知道是被困數天的義工),而其餘也不似二十多歲的大學生。他沒有失望,更希望能找到他的學生。

19日早上,他與理大部分管理層進入校園,入校前,警方叮囑各人要小心, 沒有警察同行保護,所以「後果自負」。 當日中午,他遇上各界人士,包括中學校長會的校長及駐校社工、民權監察的義務律師、議員、社工、臨床心理學家及基督教與天主教牧者,一同接觸留守者。

他開始時在校園平台漫行,見到陌生留守者,打招呼:「Hello,我是理大職員,我可以幫到你嗎?」遞上寫上手提電話的咭片,希望能隨時被聯絡。「我們每人都不知走了校園多少遍。」由於他是教職員,又是教職員協會副會長、民選校董,熟悉校園,遂成團隊中的「資訊人」 。大學校方在20及21日都有救護隊在場,並且安排校方的輔導團隊駐場。但隨著有留守者與校方管理層出現磨擦,校方亦不想員工有危險而撤離,朱偉志又成為唯一一位有理大身分在校園遊走的人。
留與不留的抉擇

「每日都驚有人死,不知有沒有意外發生」,每天他懷著忐忑心情遊走理大。

「今天遇到的人,明天心境可以完全不同。有的人接觸四、五天才做到事(說服離開)。由19日至25日,我們每日都在這,由於人越來越少,他們就知道你是甚麼人。」

勸服留守者,他和團隊各出奇謀,建立關係。他印象最深是有一位留守者留在班房,不肯出來,有兩三位社工義工花上三天才令對方回心轉意。第一晚發現對方時已是10時,在其要求下找來議員談天,並立刻到飯堂拿熱東西給他吃;第二天, 社工利用廚房剩下仍生的食材幫留守者做了兩頓飯,與留守者不斷聊天及遊說,但對方依然不肯出來;第三晚,可弄的食物已不多,當日有一位義務醫生入來,他替對方檢查身體,說其身子很弱,最後半推半就,通知救護車,當晚12時送出了這名留守者。

「 完全是社工(工作),我已很久沒有擔任社工的工作,但義工團隊集合了不同的人,也靠大家互相補足。這些事,警察、學校行政人員、校長都做不到位,因為涉及這群留守者對制度的不信任,你要與他們建立關係,看他們是否願意信任臨時義務團隊。 」

理大事件暫告一段落,但後遺症仍在。「廿歲開頭的年輕人就要作生死的抉擇,冒死出逃,被捕,社會實在殘酷。」

「你可以復修校園,但不知怎復修心靈。」面對時代,有人選擇保護物件,朱和團隊選擇救人,心中只盼望每位留守者回家,「團隊只能盡力去幫助留守者,也見證了整場理大事件,一世難忘。」

朱偉志多日身在理大,也吃了兩頓由義工烹煮的「榮光飯」,圖為理大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