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特教學生的一團火 專訪立法會議員黃碧雲

本報記者

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身兼教協理事,於大學從事通識教育廿年,八十年代開始參與婦女和社會運動,從社會走進議會,一向給人硬朗之感。議會內她「硬淨」, 講起政府對通識的打壓,正言厲色; 落區她親切,穿上粉藍的風褸,襯同一色系的口罩,跟街坊打招呼、談天, 一副朋友熟悉的樣子。

提起黃碧雲,大家會想起她在大學任講師,但原來她是少有任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學的立法會議員。談起昔日教學生涯,她回憶當小學代課老師的日子,「因為是代課老師,學生都不太聽我的話,但課堂完結後,他們又再找我問問題,很有趣」,說起學生,她笑逐顏開。八年的議會工作,她積極跟進教育議題,特別是弱勢社群的教育權利,近年關心特殊學習需要家庭的問題。

四十多年心繫弱勢

黃碧雲畢業於八十年代初,第一份工作在中學教書,面對不同學生,她駕輕就熟。八十年代,香港正經歷巨變,她憶述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的一天,「我放學後走到民政事務處,排隊拿取一本中英聯合聲明的小冊子,慢慢細看,面對中國大陸在1997年要收回香港,我想在學校可以幫到學生,但更希望改變整個社會,回應政治氣候的大變。」當年校園絕少談及政治,令她毅然離開熟悉的校園,進入公民社會,轉職至基督教團體。

社會正值巨變,香港人開始反思社會、政治與民主,關心香港的未來。命運的巧合令她離不開教育,因為工作,她接觸不少辦學團體,參與制定香港首批公民教育教材。走過1989年六四事件,與社會共同面對這個傷痛,後來她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輾轉在大學教授通識科,繼續參與本地社運,一晃眼20年,因為基督教的信仰,一直心繫基層和弱勢群體。

議會內為特殊教育爭取

她於2012年當選立法會議員 ,「我身邊陸陸續續有朋友的孩子有特殊教育需要,有自閉症,有過度活躍症,亦有聽障的團體及同事的小朋友有聽障,他們的故事來到我的身邊。」

眼見社會資源不足,令教師和家長的壓力與日俱增,但政府部門各自為政,生署、醫院管理局、社會福利署及教育局分管不同範圍,令特教學生無所適從。她上任後一年,於教育事務委員會的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上,提出了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希望整合各方資源,統籌推行融合教育的相關事宜。

當年她與其他議員召開聽證會,找來家長及不同的持份者,到立法會討論融合教育。她明白公眾意見的重要,「過程中,我們了解更多問題,亦見到政府各個部門做事割裂,沒有很好的配合和牽頭。我提出成立跨部門小組,並希望教育局牽頭。」

她多年與政府打交道,深知成功爭取絕不容易,「你越熟悉議事規則,政府就越驚你。」認為要政府回應訴求,必須熟書。眼見近年政府文件越來越「單薄」,「文件無寫才是最重點」,她亦明白官僚的問題,必須集合市民力量去解決。「政府無一個部門想將問題攬上身,每個部門只想做自己小範圍的事情,要求他們聯繫其他部門開會,都要一個動力去推動。」

2016年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提交報告,因著小組努力,改善及早識別和評估學童的機制,亦提升教師接受特殊教育培訓的比率,成功爭取提升教育心理學家的比例,後來更成功於學校增設特殊教育統籌主任的職位。

建立SEN教育的團隊

小組的努力推進融合教育一小步,但特殊教育仍有不少進步空間,她希望增加社會對教育的想像。她與其他議員考察外國的融合教育案例,令她大開眼界,「外國有間特別的房,專門照顧特教學生,特別是學生的情緒。遇上情緒較易失控的學生,可安排他們在上課前,於特別房間接受音樂、舞蹈治療,利用柔和的燈光平復他們的情緒。」

她認為融合教育需要增加資源,建立一個團隊協助學生,除了教師和社工外,言語、藝術、舞蹈等治療師亦參與其中。但現時這類專業人員,不少只用外聘形式去聘用,遇上疫情,他們工作無以為繼。

上月,黃碧雲與特殊教育需要及評估、遊戲和音樂、舞蹈治療等專業服務的提供者共同召開記招,要求政府正視業界生計問題,調查中,有近三成半機構認為將於一至兩個月內倒閉,但至今他們未被納入兩輪防疫抗疫基金。

她強調有必要協助輔導治療機構捱過疫情,令特教學生將來的服務獲得保障。現有不少藝術、舞蹈治療師雖然負笈外地考取資格,但缺乏有系統的本地註冊。為了確保學生有具質素的服務,她要求政府須為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建立學習團隊,給予學生平等接受學習的機會。

上年,黃碧雲從理大退休,離開她廿年的教學生涯。對於教育仍然堅持,說起教師壓力,她仍然有「火」。「現在做融合教育是搵老師笨,要花費很大心力照顧有特教需要學生,又要做行政。理想可以好大,但實際操作令老師很辛苦。」

爭取之路不易行,需要技巧和想像,黃碧雲走了四十年,仍然堅持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