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不宜簽署過分限制言論的行為守則

權益與專業。 權益及投訴部

有報章早前報道1,保良局向屬校發出「教職員行為守則」(行為守則) ,列出多方面的專業操守規範,其中的「政治立場」部分最具爭議,令同工感到言論受限制,甚至有同工反映,與家人、朋友傾談時也會特別留意自己的言論。究竟有關規範是否合理?是否侵犯了教師的人權?
行為守則對言論的限制過分

行為守則訂明:

「教職員絕對不可透過本校任何通訊平台(包括但不限於學生及家長) 發放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訊息」;
「教職員不應透過私人通訊平台,向學生發放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訊息,以免影響學生的獨立思考與判斷。教職員亦應盡量避免透過私人通訊平台,向與工作有關持分者發放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訊息,以免造成該等人士對辦學團體及本校不必要的誤解」2。
守則用「絕對」一詞限制過嚴,「絕對」即無論任何情況下,即使法團校董會批准也不行,這規限不切實際。

守則也用了「涉及」一詞,範圍過於廣泛。孫中山先生指「政治是眾人之事」,保良局的行為守則,對教職員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限制,範圍太闊、過於嚴苛、不切實際及過分限制,應予刪除。事實上,現時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已提供適當的規範,學校的守則只需提醒教師避免發表「偏頗政治立場」便可。

法律賦予教職員權利

對於表達意見,以至在教導學生時的態度,法例和守則已有清晰的指引。

《香港人權法案》(第383章)第16條3「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 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 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學校須證明限制屬必要?

若現時有一個行為守則,是限制教師的表達自由權,而這個權是《基本法》及《人權法》賦予,限制者(即學校)便要解釋這個限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如果過分地限制權利,便會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所以辦學團體和學校要先解畫,為何要推出行為守則,背後的目的為何?再審視每個限制是否合乎比例。

換言之,限制言論須以「必要」者為限,過分限制,即違人權。

此外,參考澳洲的坎培拉教師專業守則,當中提出教師應與其他人一樣有相同的權利表達政治立場及公開發表意見4。

而《香港教育專業守則》規定教育同工「對學生的義務」﹕「與學生討論問題時,應盡量保持客觀」(2.2.13) 、「對同事的義務」﹕「應與同事分享種種觀點與資料,以利於專業發展」(2.3.4) 、「對公眾的義務」﹕「應以身作則履行公民的義務」(2.6.3) 和「作為專業工作者的權利」﹕「在教學過程中根據專業判斷,因地制宜,因材施教」(3.2.6) 及「對教育問題公開發表意見」(3.2.9) 。再者,操守議會在12月中發出了《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及實務指引》諮詢稿,正在討論教師操守,難道個別學校真有急切需要先訂校本準則嗎?

《香港教育專業操守》對教師的行為操守已有規範。若學校另立校本行為守則,即要求同工同意遵守多一些規管,同工一旦簽署同意,便成為合約一部分。

總括而言,有關的行為守則,規限了教師發表與政治相關的言論,看來範圍太闊,太嚴苛、不切實際及屬過分限制。

因此,同工不宜簽署過份限制表達自由的守則。如有任何查詢,請賜電2780 7337與本部聯絡。

註1〈保良局禁教師發政治立場訊息〉,蘋果日報,2016年10月24日。
註2〈保良局禁教師通訊平台政治表態 推新守則「為免影響學生」 違規可被炒〉,明報,2016年10月23日。
註3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
註4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Canberra (2006) Teachers’ Code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段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