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 — 你的參與令局面扭轉!
合力驅走無力感,重建教育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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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及投訴部

合約教師未能轉入常額長約、教師工作量不斷膨脹、校本條例令校政管治產生更多問題,教育當局施政失當,這些都是現今教育同工所面對的問題。

不同行業有其獨特的僱傭關係,對於僱員的權益,《僱傭條例》是最基本的法律保障,是原則性的規範,但實際上僱員的權益保障可達到較高的水平。香港只有少數行業有制訂行業性的職業保障,如資助學校常額教師及公務員的聘用條款便是優於《僱傭條例》的基本原則。這些行業,通常有較大的工會或專業團體組織力量,以及較統一的僱主,讓僱員可爭取、獲得、維護較佳的權益。最為人熟悉的可算是國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工會,國泰航空公司與工會於80年代已簽訂集體談判權協議,其中包括薪酬福利、協助員工解決合約問題條文、輪值制度及晉升機制等。以往,教育當局在推行教育政策或關乎教師聘用條款準則時,都會諮詢教協會,因教協會正代表著大部分教育同工的意見。可是,時下教育當局領導無方及特區政府施政手法拙劣,現在很多時在推行政策/修改條例時均未有諮詢前線教師的意見,令教師、學生及家長首當其衝蒙受施政紊亂和問題叢生的苦況。

集體談判權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在國際勞工組織大會第六十七屆會議於1981年6月19日通過《集體談判公約》第二條,清楚指出「集體談判」是指不同數量的僱主或團體,和不限數目的工人組織,就確定工作和僱傭條件、調整僱主和僱員之間的關係,以及調整僱主和工人組織之關係,進行的所有談判。若能建立法律所保障、有效和合理的集體談判制度,可以對僱員的權益作出高於法定標準的集體約定,也更具行業實況的適切性。

香港前立法局於1997年6月26日(回歸前五天),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提交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簡稱《集體談判權條例》)及多條與勞工權益有關的私人條例草案,條例寫成《香港法例》第530章,共有27條。但是,這條例只生存了大約20天,便告夭折,成為了香港生效時期最短的一條法例。而恢復集體談判權的聲音雖然此起彼落,但立法卻遙遙無期。在集體談判權能夠立法前,團結力量是爭取的關鍵。

力量團結 = 爭取武器

以往,累積為參與性群眾運動如2006年1月22日萬人集會,迫使「李九招」的出現及羅范椒芬下台,這正正反映工會作為團結力量的渠道、平台,並不只是停止於抽象的理念層次,而是能實際促進改善同工權益的具體行動,很多教師樂見其成;但能夠將現況扭轉,教育同工的參與最為重要,這是團結抗爭的真實經驗,只是抱著「你能成功爭取我就能得益」是不切實際的。如近年的中學縮班潮,已不得不令二百多位中學校長團結起來,向政府提出具體訴求。

過去幾年相繼爆發的大型工潮:持續36天的鐵罷工及碼頭工人爭取加薪和改善工作環境,起因都是僱主漠視工人的訴求。回歸以來,教育生態日漸煩擾,教師專業地位備受挑戰,同工們的勞苦得不到正視,教育當局只是在象牙塔內指指點點,政令卻是「頭痛醫不了頭,腳痛醫不好腳」。至此,身為不同角色的你(常額教師、合約教師、教學助理、支援教師、助理教師、資源教師),不難感受到教育工作的困難、學生學習的困境及教育政策的失衡,同工能夠團結,為自身的專業地位、權益保障及學生應有的學習及空間行出來。這是關鍵時刻!對大專同工而言,恢復實任制;對中學教師而言,渡過縮班、殺校、超額;對小學教師而言,更切實地教導學生,減輕不必要的非教學工作,取消TSA;對中小學教師而言,重回實缺聘任;對幼稚園教師而言,改善聘用條件,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這些都需要同工們一同組織起來,要求當局正視及作出相應措施改善現況。你的參與可令局面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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