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碼頭工潮談工會集體談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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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及投訴部

長達40日、罷工人數接近600人的葵涌貨櫃碼頭工潮終告解決,最後爭取整個碼頭外判商(連同沒有參與罷工的外判商),獲得劃一的9.8%加薪,罷工基金收到市民捐款高達854萬港元,以上的數字均可寫入本港工運的歷史中。

不只數字重要,工會的作用更不可或缺。在商討爭取策略,協助工友組織示威、遊行及集會等抗爭行動,以至陪同工友到勞工處與資方談判,工會對工潮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

然而,香港的工會卻未能享有集體談判權。教協會雖然是香港最大的教師工會,會員人數九萬多人,分布於大學、中學、小學、特殊學校及幼稚園,代表性廣泛,但會員未能透過工會,在有法律約束力的情況下與僱主談判,藉以保障教師應有的權益和福利。

回望教育界近年的境況,因教改、新高中課程、外評及自評,令教師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長,面對收生競爭及教育局的不合理政策,同工們需要處理很多與教學無直接關係的工作。從事幼兒教育的同工,只有被要求不斷的進修,卻遲遲未有相應的薪級表;中、小學的教師,不少以定期合約聘請,有同工六年轉四校,薪金被壓低、學歷和經驗不受重視;大專的同工,被逼競逐資源,實任制轉為合約制等問題也得不到解決。

隨著教育商品化、學童人口下降和在各種促使惡性競爭的政策影響下,教師作為僱員變得更加卑微和弱勢,連自身的權益也可能不敢出來保護,甚至噤若寒蟬,主因是教育生態的改變。教師一方面面對工作量和壓力大大增加,而另一方面,合約制也令教師喪失議價能力,工作朝不保夕。因此,訂定有法律效力的工會集體談判權,是保障教師權益的最有效方法。

本會的立法會代表葉建源議員,最近在立法會辯論集體談判權時指出,教師現時所面對的一大問題,便是職業保障。就資助學校的教師而言,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是《資助則例》,當中訂定大部分資助學校聘用或解僱教師的程序和要求。

不過,政府近年在教育界推行校本管理,向校董會放權,因此訂立另一套《資助則例》,以規管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當中涉及一個重大問題,便是在這套《資助則例》的制訂過程中,政府竟然不曾諮詢教協會。後來,我們發現條文漏洞百出,有些甚至動搖保障教師權益的「大龍骨」,完全違背原有《資助則例》的具體精神。

過去的教育當局也曾與本會談判,例如如何就超額教師等問題作出最合適的安排。不過,現在政府連修訂解僱教師的重大程序也不與本會磋商。沒有磋商,便等於閉門造車,得不到教師工會和廣大教師的認同,令香港教育界生態越趨惡劣,造成更多紛爭和投訴。如果當局一開始便重視工會的角色及早作諮詢,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便可以大大減少教師現時不滿學校和教育局的情緒。本會已向教育局指出條文的不合理處,當局最近亦已作出修正。

由碼頭工潮帶來的啟示,便是從業員的積極參與,工會才能有效扮演組織及行動策劃的角色。本會深信,教育界同工作為有識之士,更應參與為自己爭取合理的工作待遇及締造良好的教學環境;本會希望,同工們敢於為捍衛教師的尊嚴而「行出來」,你的參與,才能促使局面的改變。

近期可參與的行動:
‧6月22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將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改善班級與師生比例。
‧7月1日—「71遊行」﹕要求政府正視教學生態的問題

如有查詢,歡迎老師致電2780 7337,聯絡權益及投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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